国家所有权的严格公益从属性也对管理国有财产的国家机关提出了要求。

(90)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4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到那时，在国家制度建设和法治发展方面，政治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个30年左右的奋斗历程区分为两个15年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85)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到那时，在国家制度建设与法治发展领域，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最新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的历史性飞跃，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在21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并且，对法典的理解，还会限制或决定另外两件事情的具体含义。

[51]所以，民法中必须确立意思自治原则对于拥有管制味道之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优势地位。其中的核心是，必须意识到法典是个与部门法划分必然相关的概念，并且存在自足的完备价值是其法典化的唯一根据。反过来讲，对封闭性的否定意味着，可以用修改本法典之外的方式来改变本法。就此而言，完备价值的意思是：一方面它毋需向外援引其他更高阶价值作为根据，另一方面它使得本部门法的多数规范凝结为价值上的统一体。

但这并不表示体系性并非法典化的基本条件，而只是说对体系性的上述理解存在问题。二是它以能够（通过提起公因式）获取民法总则作为编纂条件，这是法典化的事实条件。

一旦mn类规范使其无法提取总则，其法典化仍缺乏实践可能性。行政法总则的制定，也以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行政法律体系中已有的或应该有、可能有的共有普遍性和引领性规范提取出来，作出统一规定，既构建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也为各分编的规定提供依据，则我国制定行政法典的愿望完全可以达到。此时，其他部门法学者自然会扪心自问：本法难道不需要实现体系化吗？本法难道无法提取总则吗？答案也同时昭然若揭：当然不是。此情形的最佳代表，就是以法典化方式表达出来的民商分立，即同时存在相互独立的民法典与商法典。

第二，宪法通常没有总则。[52]参见陈景辉，见前注[16]，第301-303页。如果它呈现为少数同类规范+多数异类规范的样子，那么其法典化将因为意义有限而缺乏必要性，因为无论是否法典化，都没有带来值得重视的改变。但这个结论绝对不可接受：它将忽视法律分类的意义，完全否定公法、私法与刑法之间的界限，彻底混淆它们各自承担的不同功能。

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提取公因式将会导致总则与分则的双重不完整，它们必须结合起来才能适用，但价值本身却是完整的。那么，立法的结果为什么要成文化？这是因为立法的过程，通常应被理解为一群本身存在价值分歧的有限个体结合起来，为整个政治社群做公共决定。

认识到价值同时兼具完整与不完整的特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完整性说明了价值为何处于总则部分，因为它如同分则之共同部分一样，制造了分则的不完整性。[48]如果价值完备性的说法成功，那么法典化理论就不再是法典=体系性+总则，而是法典=价值完备性。

完备性 导言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唯一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正式成为中国法体系的一员，中国的民法典时代同时开启。因此，对那些应表现为法典的部门法而言，其法典化的最终结果并不仅是一部法典的编纂完成与施行，而且也意味着本部门法中原有那些单行法的同时废止。[50]也正是这种规范上的开放，使得归纳完备价值的做法不再可能：这不仅是因为完备价值是一种应然，而分则及其共同部分都只是实然。由此，虽然单行法与特别法都是区别于法典的成文法，但它们概念上的差异极为明显：特别法从属于应法典化之部门法，且与法典并列。但这个意义并非为法典所独有，作为成文法的单行法也应如此，那么法典化的独特意义在哪里？理论上讲，对单行法而言，以形成新共识的方式来改变其内容，并不存在任何特殊的限制。以上，才是区分单行法与法典的核心标志，而不是结构上是否拥有总则，也不是条文数量的多少，更不是名称上有无典字。

不过，一旦认清该工作的性质，曙光就在地平线的另一头缓缓升起，那就是拥有体系化功能的宪法。他不但提供了一套完整且独立的法典化理论，同时他也编纂了一整套的、主要包括宪法、刑法、民法、程序法在内的万全法典（pannomion），并被认为与欧洲大陆的法典类似。

而这种完备的成文法典，正是通过实现法律的公共（开）性和易理解性，最终实现了民主的要求。[20]所以，即使特定部门法的法典化（例如民法典）取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部门法也应如此。

一、法典化的一般理论及其困难 如前所述，之所以《民法典》会激发部门法的法典化想象，是因为自《民法典》获得的法典化一般理论，由于省略了部门法划分的部分，所以可在部门法之间无障碍传播。尽管单行法可如法典一样，归纳出分则之共同部分以形成总分则结构，但却无法获得完备价值。

但这是如何可能的？这如何还能叫做提取（公因式）? 无论怎样作答，有一点没有疑问：提取后的x（a+b+c++n），只能来自于提取前的xa+xb+xc++xn，否则就无法被叫做提取公因式了。由于单行法不拥有完备价值，其所属规范因未凝成一体而具备开放性，它就能灵活地回应实践挑战。这种区别于他法的体系性，还必须包括本部门法适合以法典形式表达的内容。进入专题： 法典化 法体系 法律总则 。

而且，当它需要被表达为法典时，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更好，而是因为它只能或应该这样被表达。不过，仍可能有反对意见：虽然无矛盾的体系性的确不能排除mn，但同一部门法的隐含要求，会将mn类规范排除在外，提取公因式始终可行。

对另外一些法律而言，其适当表现形式就是法典，其单行法化就成为遭受指责的原因。但问题是：为何法典化理论中经常包括总则的部分？这些目前尚无答案的问题提醒讨论者注意：总则的性质其实并未获得充分的讨论，如果无法完整说明总则的独特意义，那么法典与总则的关系将始终混沌一片。

无论行政法学者最终找到的理由多强大，它都不足以跨越宪法和法治早已划下的红线。由于文章上一部分提到的诸法合体之法典会严重混淆不同法律的功能，法律汇编必须顾及部门法划分，之后才有可能以提取总则的方式将其进一步编纂为法典。

反过来讲，即使能够从中提取出x，但如果无法提取y，那么它就缺乏法典化的充分理由。单行法从属于不应法典化之部门法，与法典在概念上相互否定。根本原因是：完备体系性同样无法将mn这些异类规范排除在外，因为它只要求本法规范已经被全部发现，但无法保证所发现的规范都具备x的性质。[19]参见王利明，见前注[4]，第3-4页。

此时，这种零散状态表明，规范上的冲突，不但存于特定单行法的内部，也存于同一部门法的多个单行法之间，以及由单行法组成的不同部门法之间。[64]以上这些考虑，就是我反对无法法典化之部门法制定某种总则式基本法的根本原因，因为这即使无意义的，因为它无法将该法法典化。

[3]具体到民法，体系是民法典的生命，缺乏体系性与逻辑性的‘民法典只能称为‘民事法律的汇编，而不能称为民法典。这最后一点，就是那些只有法典观念、却无法典事实的国家，唯一能找到的辩护理由，但这的确是个足够强大的理由。

这表明，mn这些异类规范与完备体系性是共存的。与此同时，该法律还得具备如下性质，即它必然能同时与其他所有部门法发生关联，无论它们是否具备价值完备性。